距离我接受左乳腺癌根治术，已经过去了7年。

7年，白驹过隙，人生海海。

刚确诊乳腺癌的时候，我很平静，那个时候我38岁，两个孩子虽小，却也不是事事父母必须亲力亲为的年纪，父母没有大病，丈夫身体健康，我真的没把乳腺癌当回事。

积极接受治疗，不逃避不放弃，即使最终结果是坏的，我也没有害怕。

直到术后第四年。

在术后的第四年，检查发现了肺转移，持续药物治疗了将近3年，然后我就出现了头疼、恶心、呕吐的症状，医生建议我转院，我便来了北京。

在北京的三甲医院，我查出了脑多发转移，没过几天我就开始出现突发的昏迷，一次昏迷可以持续10分钟。

医生又建议我转院，我又从北京的一家三甲医院转到了另一家，进行了脑转移瘤切除手术。这个时候是23年的8月。

在术后一周，我仍然频繁出现恶心、呕吐、四肢抽搐的情况，每天可达到10多次，发作的时候不仅头痛，还会伴随着意识丧失的情况，清醒后又会反应迟钝，说不清楚话。

复查发现，我仍然是颅内多发转移。

医生再次建议我转院治疗。

也是从这一刻开始，我没有之前查出乳腺癌的那份淡定了，我开始焦虑、忧心，开始害怕在脑转移的情况下，离开这个世界。

大脑伤害带给我的震慑，远远大于乳腺。

而几经辗转的治疗经历，让我更加恐惧之后的徒劳无果可能。

我问医生，我已经在北京的三甲医院了，并且完成了脑部手术，我们可以再进行一次治疗讨论，为什么又要我转院？

我当时不明白，越是在北京的三甲医院，想要及时为患者进行一次多学科专家会诊，越是困难。

这里的危重症、疑难病症，数量之多，医生也很为难。

而我的乳腺癌脑转移，已经不是单独一个科室就可以解决的了，我正需要多学科专家共同会诊、随时看诊、不停调整方案的治疗路径。

如果我想尽快好起来，就要赶快转院，转到一个拥有全程、实时多学科专家看诊的肿瘤专科医院。

23年11月我来到了北京美中爱瑞肿瘤医院，第一次见到好多科室的医生一起出现，为我的病情讨论方案。第一次见到原来这个才叫MDT多学科看诊。也是第一次一下子见到这么多医生给我看诊。

在这里，我不用离开病房，医生们是“围着”我转的。

第一次MDT，神经肿瘤中心张洪俊主任、放疗科赵耀威主任、乳腺中心潘永主任、王超医生，他们会诊后，得出了病危结论：头颅放疗定位MRI提示颅内多发转移灶伴脑水肿，尤其左侧小脑占位压迫脑干，随时有可能出现呼吸、心跳骤停的危险。

他们给了我放疗的建议，并进行抗癫痫和降颅压的对症治疗，之后再进行靶向治疗。

首要第一步，先把命保下来。

23年12月，经过了第一阶段的治疗，我还有偶尔发热、咽喉疼痛、腹胀、双脚浮肿的问题，但是精神好多了，跟别人对话已经语言清楚、逻辑明白了，只是我的眼睛还跟当初入院一样，看不见。

24年1月，我可以在室内进行少量活动了，每天和医生、护士聊聊天，开心好多。

24年2月，我的眼睛可以清楚看见1米以内的环境了，我赶紧拿起电话给孩子们打了视频电话，整个病房里全是大家开心的笑声。能看见了，仿佛我的病已经痊愈了一样的开心。

24年3月，医生跟我说我可以出院了，但是要定期来复查，治疗还不算真正结束，但是我恢复的很好，记得复查，按照医生嘱咐用药就好，不用太担心。

24年4月，我已经可以不用别人搀扶自己走路了。可以有自主行动力，原本是我的奢望，从没想过我还能重新站起来，今天我的奢望也成真了。走着走着，有点想哭的冲动。

24年4月，医生们又为我进行了一次MDT 的讨论会，潘永主任、王婧医生、王超医生、周嘉慧医生，随着我复查的各种症状表现，医生们又做了部分调整，也确定了保留治疗的方案部分。这已经是不知道多少次的MDT会议了，为了我的康复，医生们费心了。

24年4月中，我可以一天行走一千步了，没有其他不舒服的地方，越来越健康的感觉真好。

曾经那个被下达病危通知书的我，活了。